2018年7月6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法理学 法治 [ 导语 ]
法律信仰的形成,往往以信仰之法的存在为前提,因为只有法律可被信仰,人们才能形成法律信仰。在现代社会,法律主要变成了协调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的工具,它处在利益的冲突和价值的紧张关系中,因而难以作为人们普遍信仰的对象。传统的法律信仰已然解体,现代法律信仰难以形成,法治正面临着法律信仰危机。如何重建法律信仰呢?[
内容摘要 ]
在现代社会,法律主要变成了协调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的工具,它处在利益的冲突和价值的紧张关系中,因而难以作为人们普遍信仰的对象。传统的法律信仰已然解体,现代法律信仰难以形成,法治正面临着法律信仰危机。[
内容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内涵丰富,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宗教传统是西方社会治理中的价值渊源,而法制传统是西方社会治理中的有效规范。“君权神授”则是这两种传统辩证关系的最初形式,这种宗教与法律的辩证关系在罗马帝国的社会治理中演变成为教会法与世俗法,其理论和实践特征在西方法理学中被概括为自然法理论和实证法理论,它们分别表现为立法的基础和司法的目的以及司法的效果与法律规范的强制性,最终进化为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宪法和部门法结构。“良心自由”作为西方法律体系中最基本的道德权利具有主体性和神圣性,是宪政精神中保障私权和限制公权的信仰基础,亦是近代天赋人权、君权民约和合宪性政权的民主政治原则。宗教传统所孕育的自由、平等和正义观念构成了西方法治社会中立法、普法和守法的价值基础,而法律的强制措施和效力规范也为司法的稳定性和目的性确立了可以普遍施行的社会基础,这两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和促进揭示出了现代西方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基本特征。

一些访问印度的外国人,他们会对残存的印度寡妇殉葬制度感到好奇:血肉之躯的弱女子,何以会面对熊熊烈火态度从容、表情安详、视死如归?一位初到某西方国家的中国学生,夜晚在城郊等车,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当时路上的车很少,没有行人,更没有交警或监视系统,但每辆车的司机,如同在闹市行驶一样,路口遇到红灯都自觉停下来。对此,他深感不解。实际上,这都是信仰的力量。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美国学者伯尔曼系统研究了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过程,认为宗教是这一传统的重要基石。他发现,自近代以来,法律实证主义占据上风,法律逐渐脱离了宗教基础,成为官府自上而下强加的外在规则,由此导致了西方世界法律信仰的危机。

1、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要求现代德治运行的社会基础是法治社会

权利;神圣性;权力;强制性;良心自由

如果追踪历史,法律信仰的失落始于现代。在传统社会,法律与信仰往往合为一体,因而法律是人们的信仰之法。信仰之法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自发之法,即人们在交往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法。它们源于生活,基于实践,是特定社会中人们价值观念的外显和信念的符码,因而人们对它们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心领神会。在所有初民社会,这种自发之法是主要的法律形态。二是宗教之法,它是宗教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法律被认为是神意的表达,是神对人的命令。它与宗教教义密不可分,同宗教信仰融为一体,因而自然成为信仰之法。无论是犹太教法、天主教教会法、印度教法,还是伊斯兰教法,都是典型的信仰之法。三是道德之法,在一些奉行德治的社会,道德是最高的原则,法律只是它的附属部分,所有法律都体现道德的价值,甚至与道德没有明确的界限。由于这种道德成为信仰的价值体系,与这种道德密切关联的法律,也就自然成为人们的信仰之法。中国由汉朝至清代的法律便属于这种类型。

道德与法律是人类交往与合作得以共存共处不可或缺的行为规范体系,自国家产生后,它们始终都是国家治理的两种重要方式。古代中国有着丰厚的德治思想,并形成了独特的德治传统。如荀子坚持“礼刑合用”,“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董仲舒主张德本刑末,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传统儒家既推崇道德的教化作用,也没有排除刑罚的抑恶功能,这种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措施相结合的观念和做法,奠定了古代中国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和方式。但传统德治实施的社会基础是人治社会,现代德治实施的社会基础是法治社会,二者运行的社会基础不同,权和法的地位不同。人治社会是人的统治,人说了算,皇权不受法律制约,法律制度是治民的工具。法治社会是法的统治,人依法而为,任何个人和组织都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无人处于法之外,无人居于法之上。进言之,传统德治所倡导的德政和德教,是为政者权力无法律制约,仅靠道德自律向善,往往难以形成稳定的行为预期。现代德治是在法律对公权力进行约束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框架下,即在确保法律对公权力制约的前提下强调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品德情操与社会道德教化。

[内容摘要]:宗教传统是西方社会治理中的价值渊源,而法制传统是西方社会治理中的有效规范。“君权神授”则是这两种传统辩证关系的最初形式,这种宗教与法律的辩证关系在罗马帝国的社会治理中演变成为教会法与世俗法,其理论和实践特征在西方法理学中被概括为自然法理论和实证法理论,它们分别表现为立法的基础和司法的目的以及司法的效果与法律规范的强制性,最终进化为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宪法和部门法结构。“良心自由”作为西方法律体系中最基本的道德权利具有主体性和神圣性,是宪政精神中保障私权和限制公权的信仰基础,亦是近代天赋人权、君权民约和合宪性政权的民主政治原则。宗教传统所孕育的自由、平等和正义观念构成了西方法治社会中立法、普法和守法的价值基础,而法律的强制措施和效力规范也为司法的稳定性和目的性确立了可以普遍施行的社会基础,这两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和促进揭示出了现代西方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基本特征。

一般说来,法律信仰的形成,往往以信仰之法的存在为前提。因为只有法律可被信仰,人们才能形成法律信仰。信仰之法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人们信奉统一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可以是宗教、道德或自发的价值共识等,而法律是这种价值体系的组成或附属部分。第二,这种价值体系是法律正当性的基础,决定着法律的精神气质,形塑着法律的外在特征,限制着法律的发展方向。第三,由于以上两个特点,法律逐渐凝结为一种生活方式,既是“生活的语法”,又是价值的符码;既是规则的载体,又是意义的表征。事实表明,借助统一的价值体系,信仰之法容易得到普遍的遵守;借助信仰的力量,这种法律易于施行。同时,这种法律也便于维持稳定,因为只要信仰体系不变,相关的法律就不会改变。但是,传统的法律信仰也存在某些缺陷,一是它们偏重追求内在价值,忽略外在形式的合理性;二是它们偏重追求信仰的一致性,压制了法律的多样性和个人自由;三是它们偏重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往往使法律丧失了变化的张力和及时回应实践的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专题部署,推动法治建设驶入快车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必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切实保证宪法法律有效实施,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一言以蔽之,在法律面前,包括执政党在内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逾越法律的特权,不存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个体或组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奠定了坚实社会基础。

[关键词]:权利;神圣性;权力;强制性;良心自由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伴随民族国家的形成,自发之法已被统一的国家之法所取代。在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洗礼下,宗教之法被世俗之法所取代。与此同时,道德多元颠覆了传统的道德体系,道德之法难以继续存在。在这种背景之下,传统的信仰之法便走向了解体,与之相应的法律信仰也出现了危机。

2、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要求法律具有良善性质

一、前言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