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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二)》)对夫妻一方婚前债务性质、婚后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及举证责任分配,以及清偿责任等作出体系化规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行婚姻法对夫妻债务制度疏于规范的缺憾。其中,第24条明确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的性质和举证责任。这些规定在当时对于防止夫妻双方恶意串通或通过离婚,转移财产,架空债权,维护交易安全和市场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婚姻期间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形日益普遍,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恶意设债、虚假设债,损害另一方配偶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司法解释需与时俱进,及时修补漏洞,体现兼顾维护交易安全与保护未举债配偶一方合法权益和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两种法的价值。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快速变化,我国居民家庭关系中财产关系和家庭财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庭成员的财产独立性增强;同时民间借贷迅猛发展,由此产生了债务人配偶是否应当被认定为共同债务人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对外所负的债务在何种情况下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案件,由于法律规定并不明确,在审判实务中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法官的自由心证,在实践中往往需要仔细斟酌,审判难度颇大。而社会大众也对于判决结果产生了较多争议,部分民众认为目前我国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过分地强调了债权人的利益,而牺牲了夫妻关系中的非举债人(一般社会热点事件中多为女性)的利益,由此还一度将这个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上升到了女权保护等社会问题的层面上。

2019年12月22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意思表示 善意相对人
连带责任 [ 导语 ]
在民法典编撰过程中,夫妻债务问题一直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虽然《民法典婚姻家庭法编》已将《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的规则吸收。后者通过对夫妻债务的类型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但因其全面性和适当性不足,围绕夫妻债务规则构建的讨论仍未停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申晨博士在《夫妻债务类型的重构:基于有限责任的引入》一文中,通过引入有限责任,将夫妻债务类型重构为“三分法”的理论框架,以“双重分离”标准对其进行定性检验,并对夫妻债务的举证责任配置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夫妻债务规则的立法方案。
一、有限责任型夫妻债务的法理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刚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新解释)除明确夫妻合意(双方共同签字或者一方事后追认)所负债务、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外,第3条还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性质认定及举证责任,作出不同以往的解释。本条包含两层意思:首先,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一般情况下是举债配偶一方的个人债务。人民法院原则上对债权人以此类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这与新解释第2条以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为限确立一方对外举债性质的标准相一致,也明确了人民法院的立场和态度,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了明确统一的标准。其次,通过确立举证责任,为债权人主张权利提供救济途径。如果“债权人能够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债权人的主张。这其中包含对此类债务定性的另一标准,即:若将此类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则应考量债务的用途或者是否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如果有证据证明夫妻一方对外所举债务确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甚或是基于夫妻双方合意,人民法院应认定其为夫妻共同债务,但对此的举证责任由债权人承担。本条在举证责任上作如此规定,符合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也与《司法解释(二)》第23条关于债权人对夫妻一方婚前所负债务向债权人的配偶主张权利时的举证责任规定前后呼应,且适用规则一致。表面上看,本条似乎加重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实际上它为债权人主张权利提供了司法救济途径。总之,新解释第3条既明确夫妻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原则定性,又从实际出发确立三种例外情形,通过将举证责任合理分配给债权人,对其权益予以相应保护。

       
 2018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正式施行,其专门针对此前引起社会热议的“二十四条”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再次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推到台前,引发社会的激烈讨论。新解释一方面在以往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夫妻共签共债、事后追认等规则明确了家事代理权的实质,同时也平衡了债权债务双方的举证责任,强调了借贷关系中债权人对自身资金安全一定的注意义务,对于我国目前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规则漏洞进行了有效的补充。但另一方面,新解释没有阐明家事代理的具体内涵,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新问题。

mobile365体育投注,考察我国当前法律体系可知,立法涉及有限责任的规则主要存在于商事主体成员对其所在团体的债务豁免安排中。因此,分析商事主体法中有限责任法理之所在,应能对夫妻债务有限责任的法理揭示有所助益。

   
普遍认为,《司法解释(二)》第24条存在两方面缺陷:一是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过于绝对。以“婚姻关系”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推定标准,只关注债务产生的时间,忽视夫妻一方对外举债的目的和债务用途,更没有考虑夫妻是否有此合意;二是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在诉讼中,否认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配偶一方要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让未参与债务形成的未举债配偶方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对债务性质的约定,或者证明债权人在与其配偶订立借贷合同时知晓双方已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实为不可能。一者该条所列两种除外情形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常见,二者令未参与债务形成的配偶一方对上述两种除外情形负举证责任,有失公允。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和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司法解释对于夫妻债务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上由借贷双方负举证责任。《司法解释(二)》第24条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夫妻一方,虽堵住了举债的夫妻双方串通逃债之路,却生出新的漏洞,是明显不利于夫妻中未举债一方的利益保护的,也会在客观上促使债权人随意放贷,怠于履行放贷时的风险注意义务。

一、我国旧有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之弊端

在我国现行企业法架构下,有限责任几乎是与公司制度绑定,以法人的存在为前提。然而,在公司制度的发展中,逻辑上是首先确认公司的独立人格,才意识到股东有限责任的重要性。如此,公司有限责任结论的得出更像是独立人格的当然推论,其本身未被进行法理解析。当团体本身不具有独立人格时,其成员是否可以承担有限责任,该结论也无法从公司法人制度中直接推出。

   
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家事无小事,事关百姓切身利益;家庭又是社会的缩影,与时代共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审时度势,及时发布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新解释,对婚后夫妻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性质的认定,既遵循日常家事代理的基本法理,又符合现行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考虑债务的目的和用途原则,并强调尊重夫妻双方共同意愿,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如此规定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求的体现。我们相信,新解释的实施将产生积极的引导效应:一方面,有利于引导夫妻一方对外举债时充分尊重另一方配偶意愿,保障对方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有利于引导债权人在确立合同之债时应主动履行审慎注意义务,防范债务风险。当前,民法典正在编撰中,新解释的实施,将会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体系化构建我国夫妻债务制度奠定立法基础。

(一)认定范围不明确

事实上,在我国现行法体系下,就存在一种非独立人格的有限责任形态:对有限合伙法理的考察,也许更加能够揭示有限责任法理的本来面目。从有限合伙人的视角出发,有限合伙组织形态的本质,即在于有限合伙人以经营权的让渡,换取债务责任的有限豁免。这一交换的正当性在于:一方面,基于经营权的让渡,有限责任人的个体意志与整个团体的经营意志相分离,由此应按照“自由意志——自己责任”的逻辑,豁免其相应的财产责任;另一方面,有限责任人的其他个人财产能够与团体财产本身相分离。据此可以认为,由于存在意志和财产的“双重分离”,有限合伙人的有限责任获得了相应的正当性基础。

   
(作者系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此前我国法律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及此后又分别于2001年2003年、2011年陆续出台的三部司法解释,经整理得出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虽然夫妻团体并非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形态,但在法理上将其视为一个与商事法团体类似的实体并无太大阻碍:首先,夫妻关系一般会带来长期、稳定的财产性结合,并基于此获得相应的财产利益;其次,夫妻财产关系具有潜在的经营性;最后,夫妻财产关系的伦理特殊性不影响外部的债务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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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

二、有限责任引入后的夫妻债务类型的重构

2.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从“二分法”到“三分法”

对于共同债务的认定范围,法律规则中提出了两个标准,一是“夫妻共同生活”,一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这两个标准的内涵来看,后者所涵盖的范围无疑是大于前者的,因为“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是自结婚登记时起到办理离婚登记时止,而“夫妻共同生活”仅仅只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一种状态,如果一对长期分居的夫妻一方对外举债,其配偶是否也应当承担还款责任呢?

我国实证法和学理对夫妻债务的类型化讨论,实际上是基于一种“二分法”的思路,即夫妻债务分为“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两种类型。该思路的荒谬,可以从责任财产范围的角度展开:在夫妻债务的情境下,设A为举债一方的非个人财产,B为夫妻共同财产,C为非举债一方的财产,则在引入有限责任形态的前提下,一项夫妻债务的责任财产方案,将包括A,、三种,而“共同债务”或“个人债务”的概念显然无法涵盖夫妻债务的全部类型,所谓的“二分法”思路也就不攻自破了。

如果回到法条原文,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个标准实际上适用于两种不同的情况,即(1)在“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主动要求给付;(2)婚姻关系结束时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但问题在于,这种模式在实践中指导性太弱,债权人认为自己有权要求欠债人的配偶代为偿债,不论对方是否共同生活;而欠债者的配偶则觉得自己莫名其妙就背上了不属于自己的债务,于法不公。

基于责任财产范围的观察,夫妻债务的分类应从“二分法”转向“三分法”,即:分别以前述三种责任财产方案为基础的“狭义个人债务”“夫妻有限债务”和“夫妻连带债务”。将“双重分离”标准落实到夫妻债务领域,即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若夫妻双方在意志和财产上完全分离,则该债务为举债方“狭义个人债务”;第二,若夫妻非举债方与举债方意志分离,且其部分财产能够与举债方分离,则其能够就该部分财产享受债务豁免,即“夫妻有限债务”;第三,若夫妻双方就意志或财产中任一者不能分离,则债务为“夫妻连带债务”。具体检验流程如下图:

(二)加重非举债人一方的证明义务

无争议的夫妻债务类型

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下文简称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夫妻债务的类型化中有三个区分要素:第一,举债表意人,是一方还是双方;第二,举债获利,是为个人利益还是为共同利益;第三,举债用途,是为消费还是为经营。下文的夫妻债务的类型化列举,将以这三项标准的交叠为依据。

而《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首先应当明确,以下三种类型夫妻债务的定性已不存在争议:第一,特别法之债,依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理确定其性质;第二,双方表意之债,依意思自治的一般法理,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债务;第三,一方表意,且外观符合日常生活消费之债,依据夫妻间的日常家事代理权,应被认定为夫妻连带债务。此外,由于该规则的法理系信赖利益之保护,因此非举债方不得以反证推翻。

结合两者可知,二十四条实际上是将“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就是夫妻共同债务”视为一般情况,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被认为是个人债务。因为在实践中很少有人会在书面欠条上明确写上“此债务为本人个人债务,与本人配偶无关”,而要证明第三人明知举债人夫妻采用了分别财产制,证明难度也很大。导致部分案件中夫妻已分居、一方举债款项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生产经营的(当然,法律将赌债、吸毒欠债等非法债务排除在夫妻共同债务之外,但根本原因是非法债务本质上不成立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都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从而误伤到债务人配偶的正当权益。

争议夫妻类型的性质检验

二、新《婚姻法》解释颁布前的改进尝试

1.一方表意,为个人消费所负债务

正是考虑到了以上弊端,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先后于2014年、2015年作出了
[2014]民一他字第10号答复、
[2015]民一他字第9号复函,明确“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以及“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实质上表明了二十四条是基于《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由此得出结论:只要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就是夫妻共同债务,无论该笔债务是以夫妻双方名义欠下还是以单方名义欠下。

依照“双重分离”标准对此类债务进行考察,具体检验流程如下图:

但问题在于,这个“夫妻共同生活”的范围难以进行限定,日常生活用品采买、购买高价奢侈品、家庭风险投资、夫妻一方作为企业负责人进行企业运营……这些能否混为一谈?如果要证明这些不用于共同生活,证明责任不明确、证明难度也很大,因此争议也最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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